得知毛泽东在游泳池边会见过基辛格以后，尼尔·弗格森说自己心中涌起奇妙的感受，因为他也和基辛格一起游过泳。这印证了社交网络的一个特征：根据斯坦利·米尔格拉姆1967年提出的“六度分隔理论”，一个人最多只需通过6人“中转”，就能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人。但对于精英们来说，由于拥有一种“社交高塔”上的“旋转效应”，这种距离会更短。最近的研究表明，《财富》1000强的企业高管们，平均只需通过4.6人中转，就能找到世界上任何一人。只要通过“世界级社交明星”基辛格，弗格森这位出生于1964年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，就与大洋彼岸的新中国缔造者有了交集。
社会网络，正是弗格森新著《广场与高塔：网络、等级与世界权力斗争》的主题。他在书中试图用网络的视角，去透视过去250年间的重大社会事件：人际网络遍布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、政府机构、犹太人组织、被“阴谋论”包围的光明会、苏联的解体、“9·11”、金融危机、英格兰银行的没落，等等。
高产的弗格森已经出版了十余部通俗历史读物，涉及的大都是金融、帝国、文明、战争等宏大主题。他的所有著作，如今都已被译成中文，并在中国出版。这部《广场与高塔》英文版出版于2018年1月，是其最新作品。
对于历史学家来说，“社会网络”是一个新的研究工具，此前，它一直被社会学家牢牢掌握。弗格森觉得，注重等级体系而忽视网络的研究思路，正将历史学家们引向陷阱，因为“纵观历史上的大变动，它们往往是由一些没有留下多少记录的非正式组织造就的”。但在专业的历史学家中间，对其往往有着忽视、贬低、轻描淡写的倾向。这可能是因为，非正式的社会网络往往不会留下多少条理分明的文件记录，可信材料的缺乏，对史家切入这一领域构成了障碍。
在历史学家和报刊记者笔下，正式权力发布的信息总能被有据有序地记录在案。而在权力等级秩序之外，那些发生在松散网络中却同样可能影响历史进程的事件，却很难被获悉，更不用说通过传播而广为人知。官方记录和实际情况之间的脱节，是催生“阴谋论”的重要原因。最近几年针对美国人的调查表明，超过半数的人认为，当今世界上发生的大事都是由一小撮人在密室中决定的；世界金融危机则是由一小部分华尔街银行家秘密操纵的，他们希望借此提升美联储的权力，从而增强对世界经济的掌控……
弗格森说，自己要做的，就是在“轻描淡写”与“阴谋论”之间寻找一个平衡，讲述过去250年间，网络和等级之间相互作用的故事。在他眼中，等级与网络，就像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一样，并不是二元对立的。而且，事实上，等级也是网络的一种形式。
弗格森在书中提到了意大利托斯卡纳的中世纪城镇锡耶纳，将其视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网络关系的象征。在那里，曼吉亚塔楼就矗立在扇形的坎波广场边上——雄伟的高塔代表着世俗权力，而紧邻的广场则是人们相互交流、展开贸易的地方；一天中的某一时刻，高塔的影子会完全盖住广场。弗格森觉得，在这里，等级与网络以最为优雅的方式组合在了一起——新作的书名也由此而来。等级与网络这种组合，从人类社会诞生之日起便已经存在，无论技术发展迈入怎样的阶段，我们永远生活在一个广场与高塔并存的世界。互联网革命固然对人际交往方式带来巨大影响，但本质上，并没有改变两者的关系。
在松散自由的广场与层级分明的高塔之间，弗格森显然是那个更愿意待在广场上的人。他没有像他的忘年交兼研究对象基辛格那样，由学者变成政客。“一旦进入这些等级制度，就意味着要在某些人面前低声下气，至少一开始是这样。” 他说自己是一个爱好自由的人，也看惯了社交场合里，权力是如何扭曲了一个人的个性的。他不喜欢等级森严的地方，而选择成为一个“网络中人”。
写作正是一件可以让弗格森拥有自主权的事情，所以他乐此不疲。当学术工作的报酬无法满足家庭成员的期望时，他的选择是当自由撰稿人、出版自己的广播作品，后来又成立了自己的制作公司。他觉得，企业家精神与他对自由的爱好正相契合，“我创立公司更多的是为了保持自由，而不是致富”。
最近几年，弗格森频繁来到中国，每次来都是行程满满。上午飞机在上海一降落，他马上接受了两家媒体的专访，紧接着等待他的是一个公开讲座，以及傍晚赶赴杭州的旅程。不过，对于活力十足、有着运动员气质的弗格森来说，这算不上是件多辛苦的事。深秋的上海，人们大都穿上了风衣和毛衣，唯有他只穿一件黑色短袖T恤，边对着电脑打字，边娴熟地用筷子夹起一只只小笼包和春卷送入口中。他说话的时候总是嘴角上扬，露出诚恳的笑，与人握手也相当有力。当被人称作“英国历史学家”时，他会立刻说：“我是苏格兰人，我出生于苏格兰，这是很重要的”。